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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山东农民在税费负担最重时仍无人不交?

2024/4/27 14:41:39   阅读数:4

2024-04-26 08:04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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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潍坊调查时,得知北傅和南傅两村的村民在农业税赋税最重的时期,也没有抗税不交的情况出现,这是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借国家之名而出的政策旨意为什么具有不倒的合法性呢?
根据访谈资料,我们将村民之所以没有去抗税的原因,总结为以下几条制约机制。
首先,由于90年代政府为村干部撑腰,村干部的权威力量强大,在贯彻落实“计划生育”、“三提五统”等政策时表现出的强硬作风,给村民留下了粗暴的可怕印象,村民普遍畏惧村干部。
第二,如果不服从村干部代表国家要求落实的政策,还得三天两头的被村干部派遣的工作队找上门做思想工作。这种持续性心理强制构成的压力,使本想抗税者觉得这个税是赖不掉的,只有屈从于村干部。我们访谈的北傅村书记说,那个时候他作为一个普通百姓是从不赖税的,因为赖了也没有用,早晚要交。反正抗不过国家,还不如不丢人现眼。
第三,抗税行为将使抗税者丢尽面子。因为村里人普遍认为,不交税就可以说明家里穷所以交不起税,进而意味着抗税者没本事挣钱,是他无能的表现。为了保持在熟人社会里的地位和名誉,这种对后果的预期,也促使有钱交税的人不会故意抗税。
第四,怕与村干部的关系闹僵了,今后万一要用到村委就自食其果了。因为孩子的结婚、升学等事都需要村委出具证明,与村干部保持良好关系还是十分重要的。
第五,村民普遍认为税应该交,生活场域里所有人都是一样,大部分人不会质疑收税的合法性。在他们看来,国家的就是合理的。村一级的摊派可能会被他们质疑,但是中央和乡镇的会被他们认为是国家的,而他们是不会质疑国家的。他们认为,不交钱是因为他“人品不好”,这直接导致熟人社会对他的人格和道德产生消极评价,将影响今后人际往来的顺利开展。如果有人抱怨这个地方交的税太重,而另一个地方的税轻,其他村民会说他:“你感觉那里费用低,你住到那里去啊!”。
第六,由于家里真的没有钱而不交农业税,虽然大家能够理解,可是仍然很丢人。这摆明他家里的贫穷,将来可能会娶不到儿媳妇。因此家里没有钱也要尽量想办法交税,而不是理直气壮地抗税。
另外,村干部为了鼓励村民积极交税,会告诉村民“前十名交税的奖励30元,逾期不交的罚款”。结果老百姓跑步来交,激烈争夺前十名。利用熟人社会“好面子”的心理制约机制,以及村民对权威话语的普遍认同,村干部对拖欠税款者也会采取相应措施。
比如,大喇叭点名。在农村,“大喇叭”意味着一种权威的话语权,它象征着话语的合法性,对受众产生一种“正统”的心理暗示,受众会体验到权力的在场。反过来说,受众之所以会有这种心理体验,也可以说明受众对权威话语内在认同的存有,这也是大喇叭能够存在于农村的社会基础。因此“大喇叭”也可以说是村庄治理有效的一个表征。大喇叭对欠税者名字的公布,也就是对其家庭的经济地位和个人道德在熟人关系网中的宣判。大喇叭不仅主宰了话语权,并且还拥有道德评判权
又比如,上白榜。厉害的包片干部会想出这种张贴“红榜”和“白榜”的办法:红榜公布按时交税者的名字,白榜公布没有按时交税者的名字。这种张榜举措也为村民进行了议程设置,给欠税者带来舆论压力。村民往往会发表这样的议论:“不交税那还做不做人了?”“不交税就是无耻,有钱不交是刁民”。
还有一种方法,那就是把要抗税或欠税者推上街,利用公共平台规训村民,强化规范。据村干部的经验,再能言善辩的人被推向公共平台,一切歪理邪说都不敢伸张了。他会觉得丢人。还有个例子:兄弟三人,老人把地给了老二,分摊赡养费时本应该老二承担多,但老二不服。村干部在调解时,说兄弟三人应轮流种老人的地,但老二不同意。村干部就推老二到大街,让他在公共平台之上曝晒。借公共舆论和公共伦理之力,他一句歪理都不敢说了。这说明:一方面,他认同乡村伦理,知道自己违背了伦理,知道自己做的不对,心里发虚;另一方面,公共平台对他的造成心理压力。
以上各种方法之所以能生效,都需要有一个前提作支撑,那就是他们对规范的内在认同。当然,村中也存在一些自外于规范的边缘人物,不过这毕竟是少数。出于对未来的种种预期,出于对自己人格包装的考虑,他们一般不会去触动被广泛认同的规范。
然而,这种与国家政策合一的道德规范是如何形成的呢?
如果家里有不孝子,围绕赡养问题,国家会通过法律程序为老人伸张。这只是国家力量维护传统道德规范的一个例子。由于国家力量尽量维护传统道德规范,国家力量在村民心中成为了正义的化身。它毕竟占据了“理”,只是作风可能会比较粗暴。于是,国家力量成为了传统道德规范的卫道士,它的合法性得到巩固,致使它的推行成本很低。
这样,政策被村规民约化了,村一级的基层政府拥有了强制执行的能力。国家将政策的推行和地方规范的维护进行打包处理,以代表民意的村规民约为力量载体,这些国家政策争取到了自身的合法性。
这种合法性进而传递延及那些本来与传统道德规范的维持无关的国家政策上,比如农业税的征缴。而村民会用自己的逻辑对其合法性进行解读,有的村民会认为“国家是一户户农户凑成的”,因此“为国家建设交重税值得”。
国家建设在高积累阶段,也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基层政府贯彻和落实国家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国家支持村干部采取家长制的作风,甚至不惜用横暴手段达成国家下派的任务。一旦国家转变治国治民方略,不再用国家的光芒笼罩村干部的工作,村干部的威权性基础就会塌陷,横暴和不顾面子的强硬将会招致民怨。现在催缴尾欠,如果还采取“上白榜”这样的做法,“白榜”会被上白榜者理解为“揭短”,一定会被他们撕掉,而其他村民也会觉得虽然尾欠该补齐,但干部的做法过分了。村民会认为,国务院制定的政策和初意是好的,但是基层干部的工作将国家的意思扭曲了。对村民们来说,国家正义一定是不倒的,倒掉的只有村干部行为的合法性和威信。
(冯川,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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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结婚 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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