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中的大唐宰相李林甫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小人形象，甚至为了归纳总结他的人物形象，还专为他创造了“
口蜜腹剑”这一成语。抛开李林甫的人品，如果从政治素质来讲，李林甫确实是有唐一代高级官僚中政治领悟力、吏干水平的佼佼者。
从执政者的角度来说，没有突出的过人之处，半生历经权谋政变漩涡的唐玄宗也不会把他擢升为身边的犬马宰相。
对于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我们不能简单的把他们划分到小人与君子的阵营当中，从宏观的历史观框架来讲，任何人物的涌现必有其历史必然性，李林甫上台挤掉享后世清誉的“贤相”张九龄，正是因为自武则天——唐玄宗以来，唐朝的社会政治、经济与军事局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边疆的防务问题、地方的户口逃亡问题、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赤字问题等等政务问题呈几何倍繁增，给中央政府的上下运行带来巨大压力，唐初以来三省六部的中央行政机制已然不能应对复杂的国家形势。
在这种形势下，唐玄宗迫切需要富有“吏干”的事务性人才。这一时期的科举考试从官方便对考试的内容有所调整，如加强对时务的策论，主打对考生审视时务能力的考察。李林甫能够最终取代张九龄成为最高行政首长，真实的国家二号人物，正是这种政治形势下的必然结果。
李林甫的前任张九龄，本身就是一代才俊的唐玄宗对其其实是极为赏识的，其作为当时唐朝文学型官员的集大成者，是唐玄宗即位以来意在展现改革武周以来大唐王朝流弊，促进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发展的长期规划，展现开元盛世社会风貌的人事安排。
社会是发展的，唐玄宗的精神意向也是变化的。随着皇位的稳固、盛世的到来，一番帝王的成就感使他无法忍受宰相的作为与他的意志相悖。这是帝王养成记的客观发展规律，所谓极盛而衰不仅仅可以形容事物的发展，人物的性格与精神风貌亦是，这是人性好大喜功的必然。
李林甫的上位，正是瞅准了这一趋势。我们从三件小事略窥李林甫与张九龄的差异。
一是对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封赏。开元二十三年，因为张守珪防御东北强蕃契丹成效卓著，唐玄宗想给张守珪加宰相的名号以示褒奖。中书令张九龄以“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赏功之官”为由表示反对。鉴于张九龄中枢首脑的地位，唐玄宗必须慎重对待张九龄的反对意见。他退一步想只“假以其号而不使任其职”，但张九龄仍然表示反对：“不可。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唐玄宗只得作罢。
事实上，唐玄宗所欲加于张守珪者，就是以节度使身份加带宰相的荣誉称号，但并不入政事堂参知政事，就是给个更高的社会地位。但张九龄即是站在国家礼法制度的层面规避因皇帝的个人喜好而赏罚无度。由于张九龄的反对，唐玄宗只能在张守珪来东都献捷时拜他为羽林大将军兼加御史大夫的宪衔，而没有加上宰相称号。
二是返回西京长安。唐朝初年由于水旱灾难，关中地区粮食供应紧张，唐朝天子经常往返于西京长安与东都洛阳之间。对于西归，有关部门先前已经准备在开元二十五年二月二日动身，因宫中有怪异，唐玄宗就打算提前西行。中书令张九龄认为“今农收未毕，请俟仲冬”，即至少要等到十一月才可以。
这时，以同中书门下三品出席宰相会议的李林甫则持不同看法：“长安、洛阳，陛下东西官耳，往来行幸，何更择时！借使妨于农收，但应蠲所过租税而已。臣请宣示百司，即日西行。”对此建议，“上悦，从之”。
如果按照张九龄等人的意见，唐玄宗只能推迟返还西京的时间，而根据李林甫的提议则可以如愿以偿。在这次事件中毋庸置疑，唐玄宗从李林甫的奏事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体会到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
三是委任牛仙客为尚书。开元二十四年秋，先前接替萧嵩任河西节度使的牛仙客出任朔方行军大总管，他在河西任上“能节用度，勤职业，仓库充实，器械精利。上闻而嘉之，欲加尚书”。张九龄执奏以为不可，认为“尚书，古之纳言，唐兴以来，惟旧相及扬历中外有德望者乃为之。牛仙客本一河湟小吏，今骤居清要，恐羞朝廷，意在维护朝廷尊严。
唐玄宗无奈，又想为牛仙客加实封。在与宰相商议时，张九龄仍然加以谏阻：“封爵所以劝有功也。”唐玄宗闻之默然。这时，李林甫言于上：“仙客，宰相材也，何有于尚书！九龄书生，不达大体。”明确表示对皇帝的支持，唐玄宗“大悦”。
在次日朝会上讨论时，张九龄仍然固执如初。这让唐玄宗大怒，变色曰：“事皆由卿邪？”张九龄以退为进，顿首谢曰：“陛下不知臣愚，使待罪宰相，事有未允，臣不敢不尽言。”仍然是不肯让步。张九龄之所以敢于力谏，是因为他要忠于自己首席宰辅的职责，维护国家体制，而没有在意唐玄宗的意愿。他坚持认为，自己蒙皇帝擢居宰辅，与牛仙客并无私怨，但牛仙客出身小吏，目不识字，不宜大任。实际上，这种宰相的责任感，已然是盛世之下的唐玄宗所不能忍受的。
有心机的李林甫在退朝之后对唐玄宗表态说：“但有材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何有不可？”对比李林甫的态度，唐玄宗对多次违背自己意愿的张九龄越来越不满意。随后便发生了张九龄在当月的二十七日即被罢免中书令一职之事。
可见，张九龄虽然忠于职守，但身居要职却不能与唐玄宗同频，不能忠实贯彻执行唐玄宗的政治意图，必然引起皇帝的不满，再加上李林甫巧伺上意，张九龄也就不可避免地一步步陷入政治灾难之中。
司马光总结李林甫“面柔而有狡计，能伺候人主意，故骤历清列，为时委任。而中官妃家，皆厚结托，伺上动静，皆预知之，故出言进奏，动必称旨”。通过后官和宦官探知皇帝的意思，说明李林甫善于政治经营和政治投机，同时也说明李林甫具有张九龄所缺乏的政治生存本领与技巧。
我们不能仅从个人政治品质的角度来评论李林甫的“善刺上意”，而更应该从当时政治运作的角度来理解他忠实执行皇权意志的政治自觉，正是李林甫
准确理解和忠实执行皇权意志的执行力，让唐玄宗感觉为大官者的灵活权变，才使其成为唐玄宗信赖的辅弼之才。开言纳谏与皇权体制共存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除非像唐太宗那样为了掩盖自己皇位不正，养魏征之演客从而留后世之芳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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